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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如今在大陸已經消失,台灣的東吳,應致力於保有著優良法學教育的傳統,才不辜負前人的遺產。
  
 
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批「中國脊梁」的悽涼晚景
 
作者:萬靜波、吳晨光、謝春雷
 
被遺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四百六十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四萬五千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三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一九三九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三三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五三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一九三三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一九三四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一九三四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一九四十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一九四九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一九四四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一九四六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一九四七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一九四四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一九四五年法學士;
 
……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一九一五年成立於上海,是中 國在 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一九三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六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而,這些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系成了一種罪過。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二九三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一九二九年受胡適推荐,留學比利時,成為一九四九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五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裏:上海南昌路二八二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台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一九五O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二十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O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 周木丹 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曬曬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裏,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十二元錢買的。九十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裏。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一九四四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一九三O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悽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裏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裏。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裏。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蔡 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 蔡 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四十九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十年,後因宋慶齡說情,六年後才被釋放。到了一九八十年代,平反。
 
高文彬,八十一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祕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一九五二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一九八十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一九八十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裏,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方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一九八十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一九七九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一九九九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三十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二OO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裏,《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八十一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 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附文:他們被忽視的代價
 
 
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但這些東吳遺老平均年齡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三十年後,我『國』在這方面後繼乏人。今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先生深為憂慮。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某天在查資料時,他和同學突然發現:國內居然沒有一本適用的英漢《英美法詞典》。
 
這實際上擊中了一個要害:我「國」當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著上千年歷史的英美法,是與大陸法並行世界的兩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美國斯坦福大學法學博士、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說,「它被廣泛應用於美、英及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目前,聯合國國際法院運用的司法程序依據英美法;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同樣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國』沒有英美法詞典,我們誤譯了很多東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用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一個完備權威的英漢法律詞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護權─一個世界通用的法律術語,卻被我們譯成居留權,而且寫進憲法,一錯三十年,從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後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憲,錯譯均沒有被發現。到一九八五年修憲時才得以改正。
 
據介紹,「中」美入世談判多次陷入僵局,與雙方是用兩種概念說話有很大關系。而在實踐中,因沒有嚴謹的英美法律詞匯漢語對譯詞導致的教訓,同樣不在少數。
 
一九九十年代中期曾發生過一件事,國內某銀行給美國方面開了十幾張匯票,因具名問題,美方最多可以領取一百億美金。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國』律師在哪裏?最後,高宗澤律師(時任「中國律師協會」會長)臨危出征,最終不辱使命,為中方挽回了損失。但辦案經費也高達人民幣九位數。
 
薛波們的工作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詞典該怎麼編?誰也沒經驗,就摸著石頭過河。最初,在「中國政法大學」某間宿舍內,從早上八時到深夜,幾十名年輕的法學者奮戰了兩年,一些初步成果,終於辛辛苦苦做了出來,但拿給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學養的前輩學者們一看─幾乎都過不了關。
 
這不是他們的個人問題,在把英美法教育傳統人為割斷幾十年後,要想重新接上這條法律文化的血脈,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從一個偶然的機會了解到:一批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前輩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適的審稿人找到了!
 
 
嚴謹和精神的力量
 
 
五年過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拜望老人們的情景:在 盧峻 先生那間小屋中,盧先生顫巍巍地坐起來,斜靠在破舊的藤椅上,薛波說:「不管什麼原因,世人可能會忘了您,現在也確確實實忘了您。」老人的聽力已嚴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邊說,「但您不僅有精深的學問,您還是一個時代學術高峰的象徵,請您務必要參加我們的工作。」
 
風燭殘年的老人靜靜地聽著,渾濁的淚水從眼眶中流出,「我答應你。」
 
在華東一帶,薛波共找到了十四位老者參與《英美法詞典》的編輯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還有許之森(一九三十年代上海律師工會監事,「解放」後一直以中學教師為業)、蔣一平(一九七九年前為新華書店店員,一九八十年代後成為華東理工大學外語系主任)……
 
審稿老人的平均年齡為八十四歲,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奉獻。
 
老人們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投入了工作。一個例子被薛波們引作范例:僅為了審訂一個詞條─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aw(美國法), 盧繩祖 先生就為其寫下了兩千多字、長達六頁紙的注釋。結果,近九十歲高齡的老人得了腦痙攣,被送進醫院。
 
周木丹 先生的手高度顫抖,已無法將字寫清。他便委託八十多歲的夫人─一九三十年代的經濟學學士,將改正後的稿件一一謄抄。
 
為了校訂一個詞條, 盧峻 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請到家裏商榷,當著薛波的面,兩位老人竟然激烈地爭執起來。
 
王毓驊 先生目力已衰,必須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沒有陽臺,每次看稿,都必須往八里外的女兒家。
 
而 潘漢典 先生在手術前的四十八小時,仍掛著尿袋審稿。
 
是什麼使得這些耄耋老者不計功利地投入到這項事業?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而言,詞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罷,都已是「寂寥身後事」,即使可能會有的現世聲名,也與他們無干。
 
「不為什麼,我就應該幹。我作為一名比較法教授,中國有這樣的事,我當然要去做。」 潘漢典 先生對記者說。
 
潘 先生母親在抗戰中家破人亡,去世時,留給了他兩句話:「你要做一個有益於社會、仗義執言,無愧於你父母的中國人。」
 
潘 先生以促進我「國」法學和法制建設現代化為目的,致力於介紹當代外國法學,投身英美法詞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說:「其他,我沒什麼好說的。」
 
 
幾乎沒人要求署名
 
 
留給薛波的是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
 
他多次向記者提起老人們在上海第一次開會的情景,那是一九九七年,十幾個東吳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個小會議室裏,五月的上海已經很熱了,會議室沒空調,房間悶得要命,老人們卻討論得很熱烈。會後,薛波要找一家好點的飯館吃飯,老人們死活不答應,「很好了,很好了」,每個人都這麼說,最後進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飯,十塊錢,老人們卻吃得很香。
 
幾乎沒有人要求署名,盡管他們都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項青史留名的事業,「千萬不要署名,我年輕時就這樣。」 潘漢典 先生和薛波去看望 盧峻 先生時, 盧 先生拉著兩人的手多次叮囑,不僅如此,就連六百元審稿 費盧 先生都捐給了編輯部。
 
他們銘記著東吳大學的校訓: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
 
 
誰來承認他們的價值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幾乎每位老人的心靈都受到深深的傷害。
 
除了寶貴的時光,被剝奪的,還有他們的才華和智慧。學者以學和思為業,然而他們卻被迫停止學習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過每位老人的家,幾乎每個老人家裏都看不到書,那時是不敢有,現在則是沒錢買。審稿時有時為一個詞甚至要去開架書店查閱。
 
「並不是我有什麼能力說服了他們,而是他們的生命被埋沒太久了,他們已經感到,自己的才學將隨著身體的衰退而喪失,他們無法拒絕生命的召喚!」
 
老人們的奉獻,唱響了一曲生命的贊歌。「他們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榮譽、尊嚴和承認。」薛波說,「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努力工作,是在響應他們內心深處的悸動。」
 
盧峻 先生去世後,在葬禮上,他女兒再三向薛波致謝:「謝謝你們,我父親一生的價值,通過你們得到了承認!」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 蔡晉 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興,他臉上浮現出一種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說話,他看著我的眼神,明白無誤地告訴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學,奉獻於社會,很高興他的存在對他人有價值。」
 
可是,幾乎沒人關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薛波曾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西裝革履,面目清秀,一個曾經的翩翩英俊少年。誰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悽涼。
 
不是所有東吳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請。一位耶魯大學法學碩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 巴黎大學 博士學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絕:「我一隻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這麼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難以理解的現象。一位東吳老人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甚至遭受的苦難,全都忘得幹幹淨淨,薛波說:「她越平靜,越不反省,我越覺得我們的可憐,是什麼力量能使得一個人徹底轉向,把過去生活的所有痕跡都抹掉,一點也不剩下?」
 
受牽連的除了他們,還有他們的家人。
 
蔡晉 先生的四個子女,除了一個在上海,其余餘都在新疆、貴州等地,具體情況薛波沒有問過,可以想像的是,作為「舊法統人員」子女,他們的命運又會好到哪裏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時,老先生孫女正好在場,她很不高興,「你們來找我爺爺,要是他累病了,誰來照顧?」「是啊!」薛波也這麼想,「來尋求老先生幫助,又沒錢給,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們能幹嘛?」
 
盧峻 先生有三個孩子,女兒是音樂學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親,一天都不能離去,「我還是個搞藝術的」,私下裏她對薛波委屈地說。薛波想了很久,然後回答說:「您這是在為國家盡責。」眼淚刷一下就流了出來,她點頭:「我也是這麼想的。」
 
 
遺憾和擔憂
 
 
近幾十年來,我「國」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東吳大學法學院末期院長楊兆龍就在《文匯報》刊文指出:「過分強調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視了它的專門性和科學性;將黨外的‘舊法出身’的人士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不可能或者很難改造為對新社會有用的法學人才;不信任黨外的法學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們。」
 
而隨著一九五二年東吳大學被撤銷,英美法教育在中國大陸被迫中斷了。
 
讓人痛惜的是圖書館,早在一九三五年底,東吳法學院圖書館已擁有法律類圖書達兩萬多冊,被稱譽為「遠東最佳法學圖書館之一」。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這些圖書也被師生們轉移隱藏起來,但在一九五二年後,該圖書館遭到了破壞。那些圖書再也沒有完整地收集起來。
 
到了一九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視,這些飽受摧殘的東吳學人又被起用。一九九十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審查,就全部由這些東吳遺老完成。他們平均年齡已逾八十。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為割斷了三十年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後繼乏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合適人選出任國際大法官職務,中國駐海牙國際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奧,以及他的東吳同班同學 李浩培 先生都有這種顧慮,一九八四年,倪先生往海牙國際法院就職時年已七十九歲,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職時更達到了八十歲高齡,離任時已屆九十一歲。
 
 
附文:「我們在傳承」
 
 
作為《英美法詞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國政法大學」三號樓三二三房內度過了近十個年頭,這個十餘平方米的房間,既是編輯部、辦公室,又是會議廳和接待間,很多時候還是薛波的臥房。人說「十年磨一劍」,但十年都快過去了,詞典還沒有出版。
 
在近十年的時間裏,薛波經歷了幾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難。
 
沒有錢,且不談稿費,僅是買必需的國外原版書就用了幾十萬。最缺錢時,電話都打不起了。他曾滿世界地尋找援助,從國內的若干科研機構、律師樓、大小公司,到國外的基金會、富商,為了省下郵資費,連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後再寄。
 
這是項艱辛而瑣碎的事業。他一人幾乎身兼了所有必須的「職務」,如果那也是職務的話,從策劃,主編,到總聯絡人、債務人、辦公室祕書、會計、資料復印員、電話接線生、值班人、運輸司機─僅為了把初稿帶到上海給東吳老人們審校,薛波數十次往返於京滬之間。五年來,光裝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壞了好幾個。
 
最讓參與者們感慨的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的浮躁,以及對基礎研究的漠視。現任教於「中國農業大學」的車雷講師參與此工作六年,他認為:「這樣一項耗時多年的工程,付出與回報是嚴重失調的。而當今有些領導更喜歡短、平、快地出政績。同樣,時下也沒有一位當紅學者願花如此精力去當詞典的主編。工作太基礎了,評定職稱沒用,甚至不算學術著作。」
 
與此相應的是奇低的稿費標準。現在連普通的漢譯英稿費,都已達到了千字二百-三百元,法律類理應更高,而這本詞典仍只有千字二十元。全書四百六十萬字,數百名一流法學者的八年心血,只抵得上二十二萬元稿費。
 
同樣還有某些官方機構和官員對文化事業的冷漠。在近十年的時間裏,這個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礎文化建設項目,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曾多次親筆寫信請求有關部門支持,但結果往往是這樣:「我們的經費有限,如果給了錢,很多關系不好協調。」
 
由於嚴謹的審訂工作的需要,詞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後拖,然而,一位大學副校長居然說:「什麼書要編七年?」這位副校長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詞典》外,美國由梅隆基金會贊助,密西根大學組織編撰的《中古英語詞典》,用了七十年時間,耗資兩千二百萬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後,那些長期生活在中古時代語境中的法學者們,幾乎已無法適應現代生活。
 
關山重重。要換了一個人,也許早就放棄了。但在薛波看來,這些困難都算不了什麼,「是我們自己要承擔的」,「和東吳老人相比,我已經很好了,我還有精神享受。」
 
這些年下來,薛波三十九歲了,仍孑然一身,個人已負債四十萬元。
 
支撐他這麼做的到底是什麼?
 
他自己的說法是:「這是命運,一個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當年一起共事的伙伴們早已星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他還在堅持著自己最初的抉擇。當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國了,根本沒想在走前請大家聚一下,當著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聲,他覺得:「友誼、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難度,盡管有些悲觀,有些灰調,但一旦認準了目標,就決不放棄。他曾想編完詞典後,就出國去,但後來他想,「幹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運的,他不僅找到了東吳老人,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師友,他們是:黃風、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軍……這樣的名字同樣有長長一串。
 
「要是有了錢,一定要替老人們在上海買個好點的房子。」這是薛波的願望,但直到現在,老人們的審稿費用都還欠著。
 
摘自廣州《南方周末》二OO三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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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訪客
  • 英美法早該廢了
    傳統要隨時代進步
  • 老兄,你確定你知道什麼叫英美法?

    沐閑 於 2011/11/12 00:33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