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南方部落重建聯盟
 
王增勇
 
 
高雄縣杉林鄉慈濟大愛永久屋第一批已於近日落成啟用,許多人鬆了一口氣。政府官員終於看到具體的重建政績,不再擔心被批評重建效率差;慈善團體對捐款人有了交代,不再擔心無法徵信;抽籤入住的災民終於得以脫離漂泊無依的臨時安置生活,一應俱全的居家設施讓生活得以重新開始。媒體在長期報導風災重建的種種苦難與衝突後,終於有溫馨感人的畫面與新聞可以讓人耳目一新。慈濟大愛村的啟用在慈濟慣有的愛心施與受的框架中被理解。於是,多數媒體報導的邏輯都圍繞著付出與感恩的圓滿圖像建構:大愛村成為「愛心奇蹟」,大規模的建造工程成為「台灣世紀大工程」、「打造國際模範、世紀典範社區」,見證了「慈濟志工團隊的效率與紀律」;災民則成為「從小到大都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的卑微小民,離開營區的原住民則心存感激,對營區長官用慈濟的術語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們要搬新家了!感恩您!」,對於這一切的安排,災民們心滿意足,因為他們終於「如願踏進屬於自己的新家、可以重新過日子」;而最大的寬容與慈悲表現在證嚴法師超越自己最堅持的宗教信仰,她參與揭牌儀式時,「首度站在大愛村教堂的十字架之下開示,這是證嚴法師生平第一次進教堂」,成為大愛的極致展現。
 
 
我無意否定慈濟興建大愛村的善念,也相信入住災民會因為有了長居久安的住所而得以安頓,但在愛心論述只過於單面與短視地呈現眼前的家屋重建景象。助人工作中,愛心往往是最危險的誘惑,因為它在道德上太正當,以致我們誤以為我們可以為他人、甚至其他族群的生命與未來做決定,忽略了還沒有真正認識受助者處境下的協助往往不是真正的幫助,反而是傷害。眼前慈濟大愛村其實是長期台灣漢人社會戕害原住民族的慣有模式。
 
 
六0年代,蔣宋美齡在蘭嶼大量興建國宅取代傳統達悟半穴居家屋,造成達悟族傳統養老文化無法再實踐,導致目前達悟老人無法在家中的工作屋中養老,只能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房屋中居住。七0年代風行大專院校二十年的山地服務隊,原住民青年江冠明長大後反省大專院校山地服務隊時說:「我不喜歡你們的服務隊,因為你們來這裡,帶給我很羞恥,很沒有尊嚴。」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形容它是一支「溫柔的箭」。或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各式善心組織到部落從事救助服務、再到這次的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都被視為要被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具有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人,原住民獨特的世界觀不曾主導這些服務的方式。排除原住民主導參與的救助形式都已經預設了原住民是無能解決自己問題的次等人,正是這種基本互動的心態對原住民最具傷害。部落常見的善心捐贈卻長久地改變了部落的價值而不自知。有人讓部落孩子每人一雙名牌球鞋,即使孩子的家境無法支持這樣的消費行為,但從此孩子只要穿名牌,從此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同樣地,慈濟大愛村是慈濟文化的展示。如果地圖反映了家的認知,街道名稱『大愛路』、『合心路』、『善解路』、『感恩路』、『和氣街』、『互愛街』、『協力街』、『包容街』、『知足街』、『尊重街』反應的慈濟世界的圖像,不是原住民的世界,提醒著居住在其中的住民要對慈濟時時心存感激,更標試著受災的原住民是需要他助的受助者,而不是自助者。慈濟大愛村反應的是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原住民的家不僅是居住的家屋,而是延續與傳承祖先生活的傳統領域,包括漁獵、祭祀、耕種、聚會等功能場所。在島上生存至少千百年的台灣原住民經歷一場大水,他們所發展出的獨特文化怎能因為證嚴上人一句「讓山林生養休息」就嘎然而止?
 
 
 
原住民與大自然共存的生計文化又豈是台灣首富想像的「有機農業」所能取代?來到慈濟大愛村的人絕對不會認為那是原住民的家,因為它沒有原住民對世界的想像。災後重建的原住民最大的悲哀是他們永遠都是「被重建」的對象,而不是他們自己重建。愛心裝飾下的永久屋落成背後充滿著權力不平等所造成的暴力,反應的是官員亟需的政績與行政效率、漢人慈善組織慣有的「災難/勸募/報導/再勸募」運作邏輯、以及原住民再三被漢人社會拒絕尊重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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